大椎准确位置图和功效（大椎穴的准确位置图）

反之，如果仁义道德这个根本都废弃了，法律就只是陷人于苦难的杀人刀，甚至会循循相因，无止无休。

登特列夫著：《自然法：法律哲学导论》，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114页。[3]指出法律能够惩人作恶，却不能使人为善，法律的目的犹如治病救人，是把病治好，而不是为惩罚而惩罚。

一项值得称赞的行为的后果就是给予奖赏，前提是被法则所承诺并且构成该行为的动机。其羊、豕虽供人帝，为配大祀，故得罪与牛皆同。是以降纶言於台铉，挥折简於髦彦，爰造《律疏》，大明典式。要了解康德的道德与法律的论证，首先要知道他的绝对命令，绝对命令出自先验的纯粹理性，只体现为善良意志，与任何利益打算无关，因而它是无条件的、绝对的。治一身，省恩德之行，多伤害之操，则交党疏绝，耻辱及身。

所以说德礼是政教之本，刑罚是政教之用。夫当赏者不赏，则为善者失其本，望而疑其所行。他的问题在于，他对中华法系并无深入的了解，更无从知道中华法系的历史进展和时代嬗变，当然也就不能领悟中华法系的内在精华了。

以突出中华法系的特点，可谓一语中的。我们说西方法系忽略了道德的因素，会遭到不少西方法学家的指斥，最能代表他们发言的可能会是庞德，他在他的《法律与道德》中，横贯西方2400年的法制史，从三个视角审视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。第1卷叙述了法典产生的经过，宣扬法典是基于神的教导制定。他也注意到中国古代法律中民法和刑法没有正式的区分。

他对道德在中华法系中作用的理解并不真确，更不可能触及中华法系的独出优势。但一般只及于夫妻、父子，几乎没有涉及其他亲属，范围狭小得多，更谈不上社会道德部分。

以经典的义理来消解刑法的戾气，这是事由的初衷，然而义理的取用往往替代了法律的条文、法理，竟至喧宾夺主、越俎代庖。而吾谓繁且重者何也？盖用法之具则轻，而所以立法之则烦且重也：一举手不当则有刑，一举足不当则有刑，一举耳目不当则有刑，如是则民安所措其身？一人之身，自耳目以至手足，而入于法者十八九，不独小人，君子亦有一或不当，刑辄及之。[33] 转引自杨鸿烈著：《中国法律思想史》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288—289页。在中国古代，礼是一个更大的范畴，它又因其制度化、规范化而成为古代中国特有的制度设计，其最突出的代表是周礼，影响中国数千年。

[35] 不过，劳乃宣有一反驳是蛮有力的：《草案》案语谓修订刑律，所以收回领事裁判权。逮习以为常，则我国学者，亦自信其言为然而不疑，遂有谓礼治观念乃文明幼稚之征，或言弃礼治专法治，乃法律进化必然云之者，不亦更可怪耶？[48]徐先生的这段话，不足两百字，却蕴含丰富，既指出中华法系数千年来道德与法律始终一体，未曾脱离。是对尊亲属的危害，也属于家庭伦理道德的范畴。人性恶嗜欲逐利，争斗不已，必以礼法制之，这是荀子的建言。

[28]他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政治措施，实行王田制，把土地分给无地农民，禁止土地买卖。中国自唐朝订有法律，这些法律几乎都是刑事的，而且缺乏有系统而明确的条文。

第七表土地和房屋（相邻关系），共十条，是土地和房屋方面的相应规定。也不像西方法系那样，弄不清道德的真实内涵，时而把道德与自然法或正义等相混，如庞德的《法律与道德》表露的，时而把道德与法律规定相混，如富勒的《法律的道德性》中所言。

[22]在此案中，以《春秋》之义，假家庭伦理道德之名，解脱甲藏匿乙之罪，把伦理道德混同于法律法规，甚至取而代之。但是，它们与习俗和家庭合起来，却使中国在20世纪以前获得非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比拟的社会安定和人身安全。须知德与礼是大有区别的，德与礼和法律的关联也多有不同，如果不能清楚地界定这些关系，要理解中华法系的真实底蕴是不可能的。然后黑格尔又玩弄他的三段论法，把道德又分为三个阶段，即故意和责任、意图和福利、善和良心，每个阶段依次递进，最终向伦理过渡。始终要强调的，是法律对恶的对立的规范，这是法律的核心，是世界所有法系都遵循的（只是有些不自觉而已），中华法系的特殊之处在于，它对恶的对立的规范在范围上更广，在形式上更多样，在法理上更自觉。最大的问题恐怕在于对人性善与恶的社会根源认识不足。

「疏」议曰：谓能斩将搴旗，摧锋万里，或率众归化，宁济一时，匡救艰难，铭功太常者。在我们的语境中，不道就是违背道德、伦理、法律，而且是以极其恶劣的形式表现出来。

第8—9卷是关于债权、婚姻家庭和继承、诉讼以及刑法等方面的法律规范。「疏」议曰：昔武王克商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，封殷氏之后于宋，若今周后介公、隋后隽公，并为国宾者。

第六议贵，尽是些达官显贵，这类人划入道德范畴，可能会有些异议，但按照中国古代选贤任能的用人标准，作高官的人理论上应为贤能之辈，也可勉强入围。谓将有逆心，而害於君父者，则必诛之。

[76]说到义理支撑，有人会说，不就是封建的纲常名教吗？[77]语含讥刺。[50] （法）勒内·达维德著，漆竹生译：《当代主要法律体系》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，第488页。第三表执行，共八条，是关于判决案子的执行规定。[87]这样来理解德礼为政教之本，刑罚为政教之用，诸君以为可乎。

如果我们说礼法并用、德主刑辅是中华法系超迈于同时代的其他法系的内在灵魂，人们也许会认为是谬赞。「疏」议曰：谓大将吏恪居官次，夙夜在公，若远使绝域，经涉险难者。

第2卷规定了婆罗门应当研习的宗教及法律规范。法律只起补充的作用，为以礼为基础的社会服务。

譬如，伊斯兰教著名的五功[7]就是伊斯兰法律的主要内容，其中的天课，系指富有者的自愿施舍，其施舍物用来进行战争、发展宗教事业、救济穷人等，这是宗教道德的直接显现。1、婚姻或结婚是男与女的结合，包含有一种彼此不能分离的生活方式。

[86]只是在宗法社会中，道德伦理关系被摆在更突出的位置，这是历史条件使然（这一点我们后面还会详细论及）。闻祖父母父母丧，匿不举哀，诈称祖父母父母死。[58] 作者这方面的观点，参见同上，第四章。[43]是没有划清还是融而为一，这还是需要考量的，但把中华法系中的道德内含归之于中国法律之未能进化，则未免过于自卑了，试看今日之西方法学界还在为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争论不休，可见中国古人早就走在世界前面了，不仅有论说，还有实践。

  [1] 先要声明一点，这里的比较是极其粗放的，可以说是取其一端，不及其余，此一端即法律中的道德内含，因之我们在比较中只看这些法律中是否有道德表达。这部法典共12卷，2684条。

[33]争论主要围绕道德与法律展开，其中争辩最烈者是无夫奸是否有罪？按照旧律，与未婚妇女通奸是要入刑的。[63]三人对德的理解或许各有不同，但德对道的从属关系却是共同要表达的。

以上三恶，其实都与国家紧密相关，爱国是公共道德，做出有损国家的事情，不惩何待。谓告言、诅詈祖父母父母，及祖父母父母在，别籍、异财，若供养有阙。